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贯彻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原则，积极探索大胆放权与有效制约监督的具体机制，是巡回法庭的重要职责之一。为此，第四巡回法庭探索制定了“审判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要求：“除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的案件以外，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为案件的审判长，签发合议庭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

　　权力意味着责任，随之而来的是压力。主审法官梅芳来四巡之前是助理审判员，习惯了领导层层把关的传统模式。担任主审法官后，全部文书均需她自己签发，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案件形成文书需要签发时，我连续几夜睡不着觉，压力很大。”

　　让主审法官们下笔踟蹰的，不仅是压力，更多的是责任。主审法官杨立初曾当过基层法院院长，有过替别人审核把关、签发裁判文书的丰富经验。即便如此，他在签发自己案件的文书时，依然慎之又慎。他说：“院庭长不参加审理案件就没有作出裁判的权力，其实质就是去行政化的问题。让审理者真正有权裁判案件，才能更加地对案件负责。签署法律文书时，感觉这不是一种权力，而一种责任，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实行地域回避，构建制度围墙

　　四巡的主审法官中，有不少人的籍贯或成长地属于巡回区四省。为了防止地方人情关系对审判工作的不当影响，减少对法官依法公正办案的干扰，四巡明确提出：法官不办“老家案”！

　　在诉讼法规定的回避情形中，并没有地域回避，这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创新。经过主审法官会议多次讨论，四巡专门制定了“办案地域回避规定”，明确要求：“主审法官不承办成长地或原工作地所在省的案件，也不参与此类案件的合议。主审法官不承办法官助理成长地或原工作地所在省案件，但审判团队中有两名法官助理且其中一人成长地或原工作地不在同一省的除外。主审法官不承办当事人为主审法官或法官助理成长地或原工作地所在省的案件，也不参与此类案件的合议。”

　　主审法官阎巍是山西籍。有一次，他带领的审判团队分到了一个案件，尚未开始办理，阎巍发现一方当事人是山西，立即提出了地域回避申请，于是案件很快就按程序转给了其他审判团队办理。

　　实行地域回避的效果自不待言，但在合议庭组成和随机分案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主审法官刘京川说：“实行地域回避后，经常会出现四处‘抢人’组成合议庭的情况。尤其是籍贯和成长地都不在巡回区四省的法官，尤其抢手，常常是这个案件还没合议完，另外一个案件的审判长已经在门口苦苦等待。很多案件就只能利用晚上、周末等时间进行合议。但我们明白，建立这样的制度，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再麻烦都不怕。”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第四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景汉朝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在与主审法官们谈心时，他首先对法官们的干劲表示充分肯定，同时也明确指出：“让大家进行地域回避，不是不相信大家，而是为大家建立制度围墙，减少对案件的不当干扰。这一制度必须坚持下去，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

　　强化辨法析理，拓展文书功能

　　再公正的裁判，如果法官不能做到辨法析理，让当事人输赢都明明白白，那么，就很难做到案结事了，也无法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

　　辨法析理首先体现在裁判文书。第一副庭长李广宇在多年探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话式”文书格式。他说：“裁判文书的辨法析理，集中体现在‘对话性’上。首先，要与当事人对话，无论是上诉理由、申请再审理由还是抗辩理由，均要对其诉求予以回应；其次，作为最高法院的裁判，还要与下级法院对话，不能满足于个案纠纷的解决，更要通过阐述法理，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标准；最后，要与社会公众对话，通过裁判文书向社会宣讲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强化裁判的预测功能，拓宽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应。”在他撰写的裁判文书中，时时出现对于“理性诉权观”、“实质法治观”等理念的阐述。

　　辨法析理还体现在庭审的全过程。在上诉人安徽新贝发制笔城有限公司、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担任审判长的方金刚法官在当庭宣判时，并不是简单生硬地站起来直接宣读判决结果，而是先进行辨法析理。他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逐一进行剖析点评，耐心地说明认定或不认定的理由。双方当事人听得频频点头，均表示接受最终的判决结果。

　　由主审法官刘崇理担任审判长的上诉人赵学军、被上诉人赵明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虽未当庭宣判，但由于法官始终保持中立平和，平等保护双方诉讼权利，充分彰显程序正义，当事人对庭审表示满意。被上诉人赵明伍说：“我参加过多次庭审，感觉今天的庭审很规范，很有礼仪，庭审的前后衔接很流畅，说明法官们准备得很充分，无论最后判决如何，我均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