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定位

　　电商平台的参与，则可使品牌方打假团队获得更多的店铺注册信息，提高打假效率。平台方甚至可以结合后台的销售数据，经过大数据分析，描绘出售假者的活动轨迹，从而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比如，阿里巴巴的打假特战队在接到邓志勇的举报线索之后，通过大数据分析，锁定售假者活动区域为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的一个社区内。

　　根据这个定位，邓志勇带着人开始进行实地定位。经过前期摸查，并没有在该小区发现仓库和制假窝点，该小区可能仅仅是一个售假窝点。于是，邓志勇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继续跟踪调查。

　　“现在这些人非常谨慎，一般会把制假地、仓库和售假窝点分开，而且销售的窝点不会存太多货。如果我们没有查清楚仓库的具体地点就贸然报警，警方的抓捕行动很可能就会惊动控制仓库和制假的人，给其逃脱的机会。售假者最终也可能会因为售假金额不足5万元而罚款了事。”邓志勇介绍。

　　通过调查，邓志勇发现，这一售假团伙非常狡猾，并没有按照常规，就近设仓库，而是将之放在了离售假窝点十几公里之外的顺义城区，“这样他们来回拉货送货的时候，如果有车跟踪，十几公里的路，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此外，邓志勇发现，每次大批量出货的时候，制假售假团伙都会有反跟踪的措施，“他们一般会专门安排车辆远远地跟在拉货车后面，如果有可疑车辆跟踪，他们很快就能发现。”

　　李伟认为，有了平台方的参与，依靠其大数据分析，定位会更加准确，一般到了现场就能发现售假者的踪迹。

　　2015年年底，李伟发现了一起涉案金额在200万～300万元的售假线索之后，在阿里巴巴技术团队的帮助下，精准地确定了售假者的地址信息和活动范围，在广东省顺德市的一个小区。

　　但到顺德市实地定位时，李伟和同事们在定位的小区里蹲守了一周，却没有发现售假者的任何踪迹。

　　“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认为一定能查到他们，结果连人影都没见到。”提及这次失败的行动经历，李伟的语气中仍然流露出失望。

　　因此，李伟一行只能联系阿里巴巴重新进行数据分析。结合售假者一周内的物流数据，发现其活动地址和轨迹都变了，但还在顺德市。

　　带着新的地址信息，李伟和同事们再一次扑向顺德，最终在新地址顺利地发现了售假者的踪迹，“原来他们刚好在一周前搬了家，到了另外一个高档点的小区。”

　　不是每个案子都能摸清整个链条

　　“我们每调查一起案子，就要从源头切断一个制假售假链条。”孙亮说。

　　因此，在落实线索的过程中，他们要与制假售假者斗智斗勇，抽丝剥茧，从细微处发现端倪，摸清制假售假链条。

　　经过长期“战斗”，孙亮已经掌握了服装行业制假售假的规律。相比于其他行业，服装行业的制假售假利润微薄。比如一件普通女装的造假成本一般为69元，如果是制售分开，售假者要花费100元左右才能拿到假货，然后200～300元放在网上卖出去。

　　“如果再刨除售假环节的人工成本，利润率并不高。”孙亮坦言。

　　因此，服装行业整个制假售假过程一般是由一个人、一家人或者几个相熟的人控制。

　　制假环节采用小作坊式生产。制假者大多是在新产品上市后，立即购买样品，然后根据样品打板、制板，完成仿冒。商标和包装材料则从附近的小作坊定制。

　　比如高邮案中，最终警方根据孙亮提供的线索，在前述老者经常取货的制假窝点查获了整整一卡车的侵权商品，包括一批原料、商标和半成品。

　　但身处家电行业的李伟则要面临无法从源头打假的苦恼。

　　与服装行业不同的是，目前家电类产品的生产和售假已经实现了完全分离。比如在广东佛山、顺德等仿冒老板电器产品的“重灾区”，有一些家电制造企业专门生产不带任何标示的“白机”，然后售假者买进“白机”，在仓库完成贴商标、包装等工序，并上线销售。

　　“所以警方每次行动都只能查到仓库环节，即便是知道这些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也束手无策。因为生产厂家没有贴商标，因此也就不属于违法行为。”李伟对此深感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