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走对了”

　　今年1月，裴洪岗盘算着辞职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两会浦东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上发问：“儿科到底怎么样了？儿科医生去了哪里？”

　　去年冬天，上海市新华医院贴出通知：“儿科急诊内科等候时间需要6小时，有高烧的小朋友请先服用‘美林’”。与此同时，北京、南京、广州都有医院因儿科医生紧缺而被迫暂停急诊、甚至关停儿科。

　　“要看儿科医生情况，去招聘会上转一圈就知道了，求人家，人家都不留简历。”一位儿童医院宣传科负责人苦笑着说，招不满人是常态，“想招100个，最终能招来三四十就不错了。”

　　裴洪岗也直言：“都是去不了别的地方才到我们这来。”他是最后几届儿科系毕业生之一。而今，班上40个同学中，仍然从事儿科的已经不到一半了。

　　做了30多年儿科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回忆起，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放弃了内科、外科的邀约，选择了儿科。因为儿科的治愈率最高，“孩子们病着来了，然后蹦蹦跳跳地离开。”

　　丁洁动情地回忆起，第一次向患儿家长告知坏消息的情景。当时她只是个年轻的住院医师，说出“红斑狼疮”几个字时，孩子的妈妈低下了头，“我看她要哭，就想劝她，结果一难受自己先哭了出来。”结果那个家长反过来安慰她。“那时医患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丁洁说。

　　裴洪岗也时常被患儿家长感动。但自工作以来，他无奈地看着病历越写越长，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时间却越来越短。残酷的现实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病历往往成了医院和医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防线。

　　裴洪岗只能一边每天花四个小时写病历，一边在微博上做白日梦：“等我有钱了，我要配一个保镖防医闹，配个秘书写病历，再配个律师审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