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电科“小岗村”
热热闹闹的大赛办起来了，李新硕的压力却更大了：“如何把调动起来的创新激情落到实处？”
在央企内部搞双创，李新硕有自己的想法：从国家到地方，推出了一个又一个鼓励国有企业搞双创的政策，口子越开越大，可十几个政策要保证不“空转”，需要有人来“啃”下横在“最后一公里”上的坎儿。
要在央企装上市场的“手”，李新硕深切体会到，这种自我革命，“痛彻心扉”。
曾有一个让她印象很深的项目，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按照传统体制内的培育机制，必须要走立项等流程，“跑下来至少要半年”，可如今技术变革飞快，可能技术迭代只有半年时间，那时再做就没机会了。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培育新的模式，让年轻人把他们对市场技术的理解转化成可利用的产品推广出来。
“集团党组的决心特别大。”她表示，3年深耕，“熠星”在体制机制上建立了完整的制度流程，“所有机制流程都通过了集团党组会，而今在法律上是完全可行的。”
这是一条覆盖“创意-技术-产品-产业”全链条的创新高速通道，两级孵化模式，针对不同成熟度的项目“量身定做”。对于成熟度较低的“创意”项目，中国电科投入资源进行“零”级孵化，实现“创意到技术”的突破，形成知识产权、样机和产品雏形等；成熟度较高的“技术”项目，对接社会资本，进行“技术到产业”的孵化，产出成熟产品，直接面向市场。
“熠星”推行开放式的人才流动机制。孵化阶段可保留团队在原单位的人事关系，在孵化结束后允许返回原单位。这解除了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促进创新人才在不同主体间的良性流动。
“熠星”允许社会资本与团队组建股份制小微项目公司，同时明确科技成果转化一定比例的奖励给团队，保证团队在创新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和智力因素的市场价值，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创业的动力与活力。
团队中有人坚持不下去了，认为“可能永远看不到天亮”；而李新硕却甘愿当一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拓荒者。她清楚这个过程“会是问题一个接一个，会很孤独，而这正是一个创业者必须有的坚持”。
2016年2月，国务院发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明确下放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分配权。李新硕看到了新机遇：“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通过一个跳出体制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起一套服务于央企、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商业模式。”
于是，中国电科的“小岗村”成立了，2016年3月24日，李新硕和同事完成身份转变，成为从央企离岗创业的第一批人，“包产到户”、自负盈亏。
激发每个微小单元的创新活力
切换到创业者的角色后，李新硕反而觉得轻松了。她和团队共同打造的奇聚联创双创服务平台，如今坐落在成都金牛区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创业园区里。她正在把自己对双创的理解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李新硕对于构建央企的专业双创平台有着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双创的根本是国有资本、大中型企业和资源型机构搭台，各种所有制唱戏，“关键要让体制内外握手”。带着这样的思考，奇聚联创和金牛区政府联手建起全国首个市民双创学院。
令当地政府好奇的是，李新硕有那么“高大上”的央企资源，为什么愿意到社区里来做这么细枝末节的事情？李新硕认为：“创投的路上，每一件事都特别具体，都是要一点点去咬掉资源融合的难点。”
她解释说，这是一个央企特色的孵化器，基础层是中国电科的技术引擎支持；牵手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作为事业法人提供教育标准；顶层是一个个小微公司，“这就是国有和非国有资源交互、共生共赢的生态圈”。
去年7月，年轻人李庆带着自己平均年龄26岁STEAM社区教育团队入驻园区，当时遇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入驻后，奇聚联创的创投经理帮助这个小团队重新梳理商业模式和架构，运用央企和科研院所的资源背景，帮助他们引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未来学校实验室专家资源，丰富完善课程体系。李庆说：“一年不到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社区服务点，营收达到200万元。”
“这是典型的家庭级创投项目。普通市民有很好的想法，却没有政策资源、专家资源，凭个人的力量很难摸到这些几乎在‘天上’的资源。”李新硕说，“园区特意为社区青年家庭创业提供了项目培育和投融资的全链条服务。很多项目前台可能就是一个家庭，或是几个残疾人，如果背后有非常强大的来自央企和科研院所的资源平台和技术平台支撑，能有机会走得更远。”
“中国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高技能的人才，与8亿左右的劳动力结合起来，能创造的财富是难以估算的。”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这番话令李新硕心潮澎湃。她说：“这正是我们这些年所认定的央企双创的核心价值所在。”归根到底，就是“要激发每一个微小单元的创新活力”。
实际上，李新硕在中国电科外建起的创投孵化新生态，符合中国电科的战略选择，“我们是共生共赢的生态，有可能某个核心业务由我们做第三方服务，也有可能形成确权的权益关系。”
“先跳出来”的李新硕要做的就是把创业的机制建立起来，把创新的梦想平台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