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顾城的《四声》：

　　噫……飞蚂蚁在嚷

　　咦——飞蚂蚁粘在蜘蛛网上

　　矣。飞蚂蚁在怪它的翅膀

　　呓

　　没有你我怎么会来这个地方

　　“噫”、“咦”、“矣”、“呓”，四个声调嵌在四行诗里，写出飞蚂蚁不幸的境遇，郭初阳认为，教拼音的时候用这首《四声》也许很适合。“但由于杀妻事件，导致顾城的作品没有能进入中小学课本，非常遗憾。其实他的诗歌充满灵性，非常适合儿童，不能够因人废文。”

　　又如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四月》：

　　黄雀立在白杨上。

　　——还有呢？

　　——白杨镶在蓝天上。

　　——还有呢？

　　——蓝天映在水珠上。

　　——还有呢？

　　——水珠落在新芽上。

　　——还有呢？

　　——新芽长在玫瑰上。

　　——还有呢？

　　——玫瑰开在我心上。

　　——还有呢？

　　——我心就在你心上。

　　“还有呢？”“还有呢？”形成一种自然的节奏，“四月”从“黄雀”出发，最后来到了你我的“心上”，郭初阳认为这种循环往复、一环扣一环的形式，孩子们会很喜欢，因为它琅琅上口，很容易记。

　　除了这些，郭初阳还推荐黄宗羲的《原君》，以及梭罗、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相关文本给相应年级的孩子。

　　在郭初阳眼中，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具体落实在语文能力上就是“听、说、读、写”：认真听，流利说，有阅读理解的能力，也能够完成不同文体的写作。让学生立足于这四种能力，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能够达成通畅的交流。“作为个体来说，语文学习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体最大的自由；作为人类整体来说，语文的学习通过人与人之间达成的良好理解，能够帮助达到人类的和平。”

　　延伸阅读

　　百年来

　　语文教材都有哪些变化？

　　①民国时语文叫国文，教材一般由民间自行编撰。由于百家争鸣，竞争激烈，所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版本。在课文里，既有文学性很强的如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张恨水《雾之美》、夏丏尊《白马湖之冬》，又有涉及政治与道德的如胡适的《自由主义》、钱穆的《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甚至还有关于异国风俗、科学幻想等方面的名家作品。由于各个学科的知识被良好地融汇在一起，教材生动，气象万千。

　　②1949年以后，语文教学和教材编纂完全脱离了民国时的路数，另起炉灶。建国初期，语文教材一方面突出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的内容，一方面借鉴苏联经验，也选入了普希金、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作品，但总体来说存在政治化倾向严重的问题。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语文教材更一度几乎成为宣传手册和语录汇集。

　　③改革开放后，政治宣教的内容占比逐渐降低，而关于科技、自然、社会以及反映现代意识的课文增加了，甚至出现了如袁牧的《祭妹文》、陶潜的《归去来兮辞》等“不讲政治”的古代文学，以及《爱因斯坦小时候》《卖火柴的小女孩》等非苏联的西方作品及西方名人故事。

　　④世纪之交，社会上对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涌现，国家推行的课改放开了教材的编纂，语文教材不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出现了多个版本。反映爱情的沈从文的《边城》，作为通俗文化代表的金庸的《天龙八部》，也分别有章节入选语文教材；而诸如《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纷纷退出，鲁迅作品也逐渐淡出，每一次的变化都会引发社会的广泛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