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不是私事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是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与夏平套近乎，接着两人成了“朋友”。

　　吴周春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商人贺某，进而结为“朋友”。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介绍，贺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仪表堂堂，出手阔绰，在广州电力系统圈内颇得人缘。贺某通过请吃喝、陪吴周春的家属旅游等手段，很快赢得了吴周春的青睐。

　　吴周春视贺某为“铁杆盟友”，甘心为其在电力系统内牟取巨大利益铺路搭桥。据统计，仅在广东电网招标的物资供应这一块，4年内，贺某及其企业获得的采购合同额度就达17.19亿元。当然，贺某也成为了吴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机”。

　　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原党组书记、主任于少东，则是老板们通过攀亲附友与其成了“好朋友”。

　　于少东在忏悔书中说：“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与老板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老板们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让我十分感动。”

　　“城口是个小地方，本地人之间或多或少都能扯上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与我们成了‘好朋友’、‘兄弟伙’。”于少东反思道，从此以后，他手中的公权力也自觉向“朋友”倾斜。

　　例如，在锰矿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后，他利用职务影响为汪某开脱减轻罪责。为此，汪某一次就送给于少东30万元。

　　黎平则是被“损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间认识了黎平，随后，有意识地与他多接触。随着时间流逝，两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发现，平时很难约到的“大忙人”黎平，对娱乐场所却乐在其中。王某动起了歪脑筋，频繁约黎平到某夜总会唱歌，并将包括邓某在内的不同女性介绍给黎平。黎平在声色诱惑面前，忘记了党纪国法。

　　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来挥霍、包养情妇，黎平就想方设法牟取不义之财，此时，他的另一个“朋友”蔡某开始“鼎力相助”，截至案发时先后奉上贿赂款共计446万余元。

　　“我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与和蔡某的结交有着直接关系。”黎平在悔过书中反思说。

　　那么，面对“朋友”的各种诱惑，一些领导干部为何不能警觉，反而执意走上腐败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周围的“朋友”对腐败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双方长期的不正常交往中，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领导干部“拉下水”。

　　“外因仅是起到影响作用，内因才起决定作用。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才会落入所谓‘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庄德水分析认为，很多人亲近领导干部，往往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领导干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实际上关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关系，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

　　从制度上划出界限

　　落马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振华说：“回想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过程，回想自己与所谓的朋友、熟人从吃喝到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到自己不计后果地收取不义之财，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发现：“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企业家给我送钱，并不是因为与我感情有多好，其实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权钱交易丑剧。”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则是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与“圈内朋友”结成利益共同体。未曾想大难临头各自飞，将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谓的“朋友”。

　　甚至有落马领导干部幡然醒悟：“少与商人打交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机关算尽，他在与你接触中总是施以小利换取大利。当你有权时，弟长兄短，一旦你失去权力之时，他会加足劲，把你踢得很远很远。”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此现象提出，广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从制度上划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认为，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面对“朋友”交往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的辨别力和坚定的控制力，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党规层面规范领导干部与商人之间的过密交往，竖起一道“防火墙”，防止领导干部被“围猎”。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鉴别力；另一方面，从组织管理上，需要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工作外的交际进行时时监督，但并非是侵犯私人领域，而是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

　　庄德水还建议，可以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比如要求领导干部在报告个人事项上增加一栏，把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朋友关系填写其中，这样也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还是需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划定领导干部正常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